北美华人篮球联赛-美国华人篮球联赛

1.请问一下,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是同一所大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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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篮球的起始时间

4.姚明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请问一下,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是同一所大学吗

不是同一所大学，但都是公立学校。密歇根大学比密歇根州立大学更好。

1、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又称密西根大学、密执安大学，是坐落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的一所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素来被誉为「公立大学典范」。

密歇根大学是美国大学联盟的创立者成员之一，且为该联盟中最古老的一所公立大学。

2018年USnews密歇根大学世界排名第18位， QS排名第20位，Times排名第20位。

2、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原译名：密歇根州立大学）：

简称MSU，成立于1855年，坐落在美国密歇根州东兰辛市，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是北美顶尖大学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成员之一，被誉为“公立常青藤”大学。

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里排名世界第149位。

扩展资料

密歇根大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素有「公立大学典范」之称，其模式甚至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创办时的依据。该校长年占据美国公立大学排名首3位，世界排名首20位，曾经是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建校以来，在各学科领域中成就卓著并拥有巨大影响。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上海交大ARWU的评估，密西根州立大学位于世界百强、美国大学公立大学前30之列。作为美国的学术重镇，密歇根大学拥有全美最高的研究预算，其捐赠基金亦超过109亿美元，列全美大学第8、公立大学第3，若以单个院校来计算，密歇根大学安娜堡主校区则是全美捐赠基金最多的公立院校。

密歇根大学每年都被列入美国最佳公立大学排行榜的头三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25位，有很高的学术名望和实力。尽管密歇根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但实际上近40%的学生却是从其他州份考进来的。

百度百科 - 密歇根州立大学

百度百科 - 密歇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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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了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篮球的起始时间

篮球运动是在1895年9月传入中国天津。这与基督教青年会在天津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一次篮球表演

1895年9月，美国人来会里博士（Dr.Lyou，中国名字叫李昂），受北美青年会的派遣来中国天津筹建城市青年会，同年12月8日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医学堂成立。会前与会后都表演了篮球游戏。

1896年1月11日下午4时，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了中国篮球运动史上较为正式的篮球表演。在考证近代篮球传入中国起始的问题上，据1948年赴美的吴志钢博士提供，1896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曾公布以下三次英文布告，布告的原件收藏在纽约市百老汇街291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内。吴志钢博士特地将3次英文布告抄后寄回国内。这三次英文布告的内容是：

第一次布告 1895年1月11日

A game of basket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 all young men interested in are athleties are invited to be at the room promptly at 4 o’clock in order to join the game.(一场篮球赛将于今日下午举行，所有爱好运动的青年，请于四时踊跃参加。)

第二次布告 1896年1月18日

A game of basket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 at four o’clock if the weather pernits. Come and join the game.（如果天气好的话，今天下午四时举行篮球赛，来参加这项运动吧。）

第三次布告 1896年4月4日

An enthusiastic game of basketball was played on last Saturday afternoon. Another game will be played today at four o’clock. Come and learn the game.（上星期六下午举行了一场热烈的篮球赛，另一场将于今日下午四时举行，来学学这项运动吧。）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有关篮球活动最早的文字记载，它说明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1895年12月举行了中国近代篮球运动史上最早的一次篮球表演活动。

来会里在他的《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天津青年会之最初运动，每周一次查经班……辩论会。此外，会员对篮球亦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之概。但在玩球以前，他们的一番姿态很是可观，他们必须盘好自己的头辫、修短长长的指甲，把不便利的长袍脱去。这样，他们就把书生的尊严放弃，而换成一副高兴活泼的姿态了。但是，这种运动只在会所草地围墙背后举行，颇有狭隘不便之概。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篮球传入中国的初期阶段尚未形成运动，自然是技术动作也较简单，更谈不到比赛中的战术运用了。但是，它毕竟是中国近代篮球运动的开端。

有关近代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确切时间的探讨

关于近代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曾有多种说法，这个问题也是国内篮球界以及海外同行们颇感兴趣的学术问题。

一说是1894年，由美国人鲍勃·盖利把篮球带来中国，国际篮联为纪念国际篮联成立50周年出版的《世界篮球》也是这样说的。除此之外，这种说法至今没有别的文字根据。事实上通过翻阅奈史密斯的篮球回忆录，查实美国普林斯顿和斯普林菲尔德学院的校友录、逐年来华人名册，找不到1894年盖利或者其他人来华的迹象。有的倒是盖利于1898年来华，是个足球队员，而且还在北京青年会工作多年，对此，曾是北京青年会“老鸡”篮球队名将的孟广礼先生至今记忆犹新。

二说是1896年，美国人蔡乐尔把篮球传到中国，有些体育史书也这样说。这也不是史实。蔡乐尔来华时间是1912年9月27日，曾在北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热心倡导篮球运动，曾任中国参加第一、二、三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的中国队指导，为近代篮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还有其他一些传说，如“清末民初”、“1901—1910年”等等。现台湾省篮球界著名的汤铭新先生，曾带着这一问题赴美国考察，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1895年12月8日出现在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的篮球游戏表演，绝不会是突如其来的。作为一项运动，一定要有熟悉、酝酿、掌握的过程，也就是说篮球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那就是在来会里于1895年9月来华以后，是他把近代篮球带来天津。

天津、华北地区的篮球运动

天津是中国近代篮球运动的摇篮，华北是中国开展篮球运动最早的地区，这是肯定无疑的。

清政府同日本订立屈辱的《马关条约》后，随着外国侵略军、洋人与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也必然带来他们国家的风俗文化，天津的篮球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基督教青年会传到教会学校，发展到华北地区的。

天津早期的篮球活动，球场设在青年会院子的后面，场地没有一定的尺寸，人数没有限制，规则也很简单。用的是足球，没有指导，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技术了。

天津篮球运动在合乎规则的场地上进行活动，是在1910年旧中国第一届运动会之后，于1911年才开始的。场地由1896年的一种只有4条界线的场地（如图甲）改变而成（如图乙），增加了罚球线（距端线15英尺）、中圈和跳球短线。

天津青年会普通中学、南开中学、省一中、高等工业学校和新学书院都是在1911——1912年开展篮球活动的，在此之前没有全市性的篮球联合比赛的组织。

华北是开展近代篮球活动的最早地区。

1908年，保定同仁学堂就在空地两端的树上各挂一个竹篓做筐子玩这种游戏。

华北开展篮球活动较早的学校，还有北京的清华学校、汇文中学、高等师范学校和通县协和书院等。华北地区内的其他省、市学校篮球活动也于1914年在北京召开的华北运动会以后，相继开展起来。

1910年10月在南京南洋劝业场举行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届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认为旧中国第一届运动会），是于清末宣统二年由邮传部全国高等实业学校和各地青年会倡办召开的，是一次反映中国当时殖民地体育特色很深的运动会。

当时，把全国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区，但实际参赛的是华北、武汉、吴宁（苏州、南京），而上海、华南多是各学校代表队。这次运动会上没有设篮球锦标，只是在会后进行了篮球表演。参加单位是华北、上海和吴宁3个队，结果上海胜吴宁，华北与上海的决赛是在上海青年会篮球房进行的，结果华北队获得了冠军。华北队是由天津与北京参加这次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临时组成的。对这次在全国运动会上进行的首次篮球表演，国内报界曾有评论：那时的技艺方面，固然是幼稚到极点，而形式方面，又都陈腐难看。多数队员，袍者套也，豚尾垂垂，充满着中古时代的色彩。可惜没有留一张小照，否则，到现在倒可以陈列到古物保存所去，任人参观一下呢。

在华北篮球活动的开展中，美国人饶柏森（C·H·Robertson）先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于1904——1908年在北京与天津青年会工作期间，积极倡导篮球运动。在任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曾到京、津各校讲“西洋体育”，同时也宣传了近代的篮球运动。

华北篮球运动于1913年以后，呈现出更大的兴起与发展的局面。

姚明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名人堂级别的人物。姚明，是美国NBA及世界篮球巨星，中国篮球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7次获得NBA“全明星”，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被中国体育总局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中国篮球杰出贡献奖”。2009年，姚明收购上海男篮，成为上海大鲨鱼篮球俱乐部老板。2015年3月27日，姚明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位最杰出领袖人物。2015年4月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体育精神奖。现任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可以说是乔丹之后最具传奇性的球员。这里的传奇性并非指能力，而是指对整个NBA乃至篮球运动本身的意义而言，姚明与乔丹具有同样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如果将乔丹看做篮球在美国本土及世界地位确定的奠基人的话，那姚明无疑是乔丹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仅此一点，姚明进名人堂实质名归。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退役消息。” “你们都知道了，是姚明。”“我感到非常荣幸，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与联盟中最好的大个子做过队友，更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希望姚明在面对生命中所有的挑战时都能够取得成功。”——麦蒂

“姚明，你好（中文），我的兄弟，我是Shaq。你是中国最伟大的球员，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我会想念你的。现在，一起去度假吧，我和你！”——沙克

“我想说的是，我也有过这样的机会，同这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的姚明，在一起打过球！”——罗瑞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球场上的成就，我希望他已经有了自己未来的计划。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姚明继续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毫无疑问，他生涯最美好的时光还未到来。祝你好运！姚！你永远是个男子汉！”——总统

“在去年夏天姚明归来的时候，报道、写下他的故事，是我做这份工作以来最美好的一份记忆之一。”——《体育画报》的专栏作者Sam Amick

“姚明为我们所有人架起了桥梁。”——科比

姚明，无论这个身高过人的男人将在以后的生活中留下怎样的步伐，无论你是否喜欢他的技术或者风格，无论你是否热爱这项运动，你都无法质疑在最近的十年中，在他运动员生涯最好的时代里他给我们，给中国，给世界带来的绝大影响。他的谦逊、冷静、努力和可爱值得肯定，他所拥有的人格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为祖国新时期的国际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